“朝廷规定官绅徭役优免的数额可谓是颇为丰厚，但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和限额内的优免，而天下总有人对优免限定的范围和数额并不满足，他们所想是不受限制的任意免除，对优免的限定数额进行百般的抵制和阻挠，并通过诡寄、花分、寄庄等手段，隐藏缺乏优免权的人户，谋取比法内优免多得多的不法免除。”
潘仁远的话，让赵明复的眉头紧皱，几次欲说却都止住了。
“而且就徭役者，官员自身不过只是优免本身，不亲奔走之役，但同室之亲是必须承充徭役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依附于官绅之家的宗族、亲戚，甚至于奴仆，都是不服徭役的，可谓是“毫厘重差不坐”，“一切重役、常于免外不编”，官绅逃役，那重役自然都加到小民的身身上，使得百姓不堪其苦。”
潘仁远所说的这些话，在报纸上早就是长篇累牍，这也是新朝推行新法的根本原因。
“这徭役和赋税一样，都是保证国家运转的基础。而国家田丁的数量又是一定的，因此，若是人官绅隐匿田产，必须要由庶民补齐，这就加重了庶民的负担。而官绅不仅享受着徭役的优免，还倚仗权势兼并土地，官绅非法隐逃徭役，使得贫民小户必须承担更多的徭役，如此必然导致徭役征派严重不均，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如此，天下自然不平。而今朝廷“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优免者待其完税后施以银补，如此，自然再不复隐逃之说，这又岂是暴虐？”
尽管未曾出仕，但是潘仁远还是通过报纸知道三年前，陛下想要推行的是“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尽管面对百官以“废除官绅优免，亦理应废勋贵、兵士优免”的反制，因为涉及到数百新朝勋以及数十万官兵，为了避免引起朝局动荡，陛下不得不做出让步，实施“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在他们足额交纳田赋、役银之后，再按照朝廷律令规定的限额内，官府以银钱补贴，毕竟，田赋以及役银都是定额，而优免也是定额。虽说朝廷为此付出了一些银钱，但是从根本上免除了不受限制的任意优免的可能。
对此，尽管舆论上一致叫好，但是私下里不知多少官绅感叹“新皇暴虐”，就像眼前的这位一样。
人心总是贪婪的！
“朝廷所行确实是良法，如此可免除官绅逃匿，于国自然大有助益，但是，兄台别忘了，当初江南士林不过只是稍加反对，今上便革除千人功名，如此暴虐，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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