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何在呢，是商业不发达，还是商贾不走陆路、水路，改成航空运输了？
当然都不是，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很发达，行商贩货的也很多，但关键却是在收税的人，以及免税的群体。
举个最简单，或者说有些荒谬的例子。
万历三十七年，山西汾阳县的商税是六千六百多两，相当不错的数字；而万历六年，浙江金华县的商税却不足七两，跟没收是一个样。
抛开年代的差别，就可以看出在大明地区间的商税征收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税反而更少，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明显。
除了征税设卡的滞后，更主要的还是官员对于征收商税的懈怠，甚至是抵触。
正德年间的何逊在管理沙市税课使司时，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商贾的抽税；
嘉靖朝的邵经邦接任何逊之职后，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余下的本年数月时间便启关任商贾往来。
同样是嘉靖朝的杨乔时，榷税杭州时，令木商自署收入入进行税收评估。
这特么的就是在史书上被大赞特赞的名臣，慷国家之慨为自己沽名钓誉，估计也没少收商贾的好处。否则，怎么会如此贴心的为商贾集团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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