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不服的不只是人，还有命。
投资失败就像一场泥石流，瞬间冲垮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小家。父亲从那个意气风发的技术员，变成了酒桌上点头哈腰的丧家犬，最后变成了家里暴戾的暴君。他把在外面的无能狂怒全部倾泻在家里。他开始酗酒开始疑神疑鬼，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她是“扫把星”，骂她那种看书的清高是“装样子给野男人看”。
那个曾经会在雪地里裹着她的男人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会在深夜醉醺醺地回来，拽着母亲的头发把她拖进卧室的野兽。他会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放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港台情歌，然后在那甜腻的“甜蜜蜜”里，我听见拳头闷在肉上的声音，听见母亲为了不让我听见而死死咬住被角的呜咽。
我常常在半夜听到浴室里传来的水声，夹杂着母亲压抑的、破碎的哭声。她在那里面一遍遍地搓洗身体，像是要洗掉一层皮。
而我，成了这个家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他喝醉了，就会掐着我的脸，手指上的烟草味呛进我的鼻孔。他的眼神像我在上学路上经常看到的，聚集在一起等着彩票开奖的赌徒的眼神。“老子这辈子毁了，你得给老子挣回来。你得考大学，得当官，得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跪下。”
这种厚重的、带着馊味的期望让我恶心。而它们最后不负众望地变成了一记记耳光。
当那件事——那个在实验室里的吻，被教导主任像捉奸一样捅破时，父亲的底牌被撕碎了。
他没说话，一路沉默着把我领回家。
关上门的那一刻，他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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