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丝织厂外贸科的公派通知信，信纸上盖着鲜红的公章，通知我作为青年商务代表，跟随考察团前去新的「斯洛维尼亚」开拓纺织品与机械市场。
在那个年代，一个上海人要出国，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了这趟远行，母亲特地翻出家里压箱底的布料，去淮海路的老裁缝店替我量身订制了一套略显宽大的西装，单位发了几百美元的「出国人员服装费」，我用它买了一双擦得鋥亮的黑皮鞋。
出发那天，弄堂里的老邻居都来看热闹。有人羡慕地说，去欧洲啊？那可是享福的地方！到处都是洋房和开汽车的外国人。
我摸着口袋里装着几百美元、写满家信的航空信封，心里只有对未知世界的茫然。那时的上海，东方明珠塔才刚刚打下第一根地基，浦东还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农田。我们这代人，带着一双渴望看看世界的眼睛，和一腔笨拙的孤勇，就这样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国际航班。
4.
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停留在这，我发了狠提前完成工作，找了当地接待人员把所有开会压在一个礼拜内，我知道这样做回去又要被头顶上那位无死角骂了。
一个礼拜的发狠，换来了三个礼拜的自由。同行的老前辈们拿着美金津贴忙着去维也纳代购皮衣，我哪儿都没去，每天换上那双擦得鋥亮的黑皮鞋，二十点四十四分，雷打不动地守在三重桥的第二座拱桥上。
第三天，你真的来了。你没穿那件褪色的驼色大衣，换了一身剪裁俐落的靛蓝色洋装，手里没抱乐谱，只带了一小袋刚烤好的布蕾德奶油蛋糕。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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