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焘闻言，也猜不透殿下言下之意，只好默然无语。所谓言多必失，唯有沉默是金当乃为官之道。
刘彻倒也没有期待黄焘会出言附和，只是聊发感慨罢了。
汉初官员的福利薪资都是极高的，可谓高薪养廉。
对于朝廷大员而言，三公的秩俸是四千两百石，其购买力相当于后世两百五十万人民币的高额年薪。副国级的九卿则是一百多万。高官的诸侯和太守之流则将将逼近百万年薪。
即便低层官吏，秩俸之高也令人咋舌，小县城的县令是四十万，相当于公.安.局长的县尉，年薪也高达三十余万。便是最小最小的用来打杂的吏卒，不能领年薪，也能领到两千多的月薪。
相比于后世新中国少数清廉的公务员，汉初公务员明面上的薪水绝对高了无数个档次，当然是要派出灰色收入的情况下。因此刘彻认为汉初的官吏廉洁是本分，拿着如此高薪再敢贪腐，实在应当千刀万剐。
至于奉公，即便纵观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人类文明史，真正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基本没几人。
尤其是处于封建皇朝的汉初，即便是以袁盎为首的保皇派系，也不是全无私心，一旦触及派系的利益，所谓公心就要让路。
即便是最能具体化的“守法”都未必能要求大臣们完全做到，尤是刘启和刘彻最为看重的两个酷吏——郅都和张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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