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毋生为首的公羊理论派宗师大量进入太学，将公羊春秋与韩非子中的刑名之学加以糅合，求同易异，并以韩非子为根基，公羊春秋为佐辅，撰写了诸多主次分明的学理著作。
随着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复起，非但儒家发生了裂变，以黄老学说为根基的大汉道家学派也渐渐发生了转变。
太史令司马谈耗去十载光阴，重新编撰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典籍，并为先秦诸子作传，且撰写了《论六家之要旨》，认为各家思想互有短长，唯道家思想最能综合各派之长，“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饶是有皇帝刘彻的支持，然想要以兼容并蓄的道学将诸子百家的精髓融汇贯通，成为整个民族的思想主干，仍是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刘彻也想保持开明学风，既不打算独尊道学，更不可能独尊儒术，禁锢臣民乃至后世子孙的思维，实在是遗祸千古。
然哲学乃是文明的底层架构，成体系且得到绝大多数族人认同的哲学思维，是民族凝聚的基础，也是文明延续所必须的承载物。
也正因如此，后世华夏虽多有批判腐儒遗毒，但也不可完全抹杀儒家对华夏传承的贡献，若勉强要类比，就好似咱们华夏老祖宗原本做了煎饼、馒头、包子和水饺，最后馒头阴差阳错的成为主食，且摆了大半个餐桌，后人不得不多吃馒头，以此繁衍了两千年。
馒头本身没什么错，摆桌的人却是错了。
现今轮到刘彻摆桌，自然要为后世子孙留下满座丰富菜色，不再没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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