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田，不承担徭役，但赋税非常重，而且还各地不同。
一般而言，官田的赋税，是私田的三倍左右。但据《姑苏志》记载，朱元璋统治时期，苏州官田赋额“七斗三升”，而私田赋额只有“五升”，两者相差的十三倍有余！
在洪武、永乐两朝，因为徭役繁多，且吏治相对较好。因此许多自耕农，纷纷把私田投献给朝廷，将自己变成官田的佃户，以此来逃脱繁重的徭役。
朱棣一死，吏治迅速败坏，苛捐杂税繁多，官田的重税就难以承受了。
有鉴于此，宣德年间在江南推行“平米法”，官田和私田的赋税，跟正米一起征收。且不用自己运粮，只需承担一定损耗，折成银钱或物品，由官府进行统一征收。
非常好的便民政策，却成功把百姓坑得家破人亡。
到正德年间，“平米法”已被官吏们玩出花来。“加耗”理由五花八门，苛捐杂税多达上千种，粮食折成钱物也有空子可钻，老百姓的日子比税收改革之前更加困难。
并且，这个政策还带来其他负面影响，即官田和私田的界限愈发模糊。
好多官田，并非豪绅强行霸占，而是被负担不起田税的佃户违法卖掉。这导致官田停留在官府鱼鳞册上，佃户必须每年继续缴纳重税。但实际又在豪绅手中，佃户照常耕种，并同时给豪绅交租，而豪绅则只收租子不交税。
佃户当然交不起双份儿，于是官府那边的重税欠着，只交田租给豪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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