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兄弟仨的对话就知道，蒙古大军这次南下，是有大明边军前去报信所致。
明代中期，大同乃九边之首，战兵最多，军费最高，糜烂程度也最严重。
历史上，仅在嘉靖年间，大同镇就前后爆发四次兵变。第三次兵变的时候，甚至主动勾结蒙古南下，无非是借外敌彰显自身重要性，逼迫朝廷招抚时答应过分条件，同时索要更多的京运粮饷。
嘉靖朝糟糕至此，一是朱厚照留下的隐患，二是大礼议内耗太严重。
由于朱厚照好大喜功，提拔了太多高级将领，导致武官含金量严重贬值，并且破坏了武将的正常升迁。朱厚照偏爱江彬和太监，又爱超阶提拔武官，于是大同镇的总兵、副总兵、偏将这些职务，只要给江彬、太监行贿丰厚就能获得。
高级武将靠送银子上位，得到官职之后，自然疯狂盘剥士卒，边镇情况迅速恶化。比如应州之战，战功仅次于王渊的大同总兵王勋，因为送的银子不够，战事结束就被明升暗降了，换上一个阴险狡诈的朱振。
而嘉靖朝大礼议，文官互相争斗，无暇顾忌边事，甚至政斗还波及到边关将领，进而加剧了正德朝留下的隐患。
这个时空有王渊存在，江彬死得更早，也没有什么大礼议，按理说应该要好一些。
但是，朱厚照选择收复大宁，还去辽东打了一波。
前后两场对外战争，都需要动用大量军费，大同镇的京运近乎断绝。武将捞不到中央补贴，就变本加厉压榨士卒，大同的情况甚至比嘉靖初年更严重——京运并非必须的，仅为前线经费不足，由中央补助军费的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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