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颇为无奈的叹道。
后世很多人只知道方以智是大明遗民，看到了他对大明的忠诚，但却大都忽视了的他的另一个身份——科学家的身份，相比他在文学上造诣，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更深，他著有百科性质的《物理小识》和《通雅》，涵盖天文、物理、哲学、医学、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结合西方天文学，方以智研究过地心说、九重天说、星宿、岁差等天问问题，修正了传教士对太阳大小和日地距离的看法。曾根据金星的相位变化，提出水星、金星绕太阳运行的猜测。论述了光的反射、折射、色散，声音的传播，隔音消音，比重，磁效应等物理问题，提出了气光波动说，并以小孔成像加以检验。还从西方医学中引入了人体骨骼、肌肉方面的知识，对传统医学也多有研究。甚至还提出以字母来表示汉语的汉字拼音化提议。
其实这种对西方科学的求知欲，几乎是所有大明文人的“通病”，他们和清末那些排斥、畏惧西方科学的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这恰恰就是明朝文人身上的特点。
从正德朝后，经济的高度繁荣，使得大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全都开始全面转变。
而社会经济的繁荣，也让读书人想要冲破八股禁锢。
按钱谦益等人的记载，甚至从正德朝开始，读书人竟把通晓五经视为迂腐。而到了万历朝，读书人居然甚至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读书。无非就是觉得八股无用，在思想上另谋出路，开始广泛追求知识的实用价值。
这场思想运动，其实就是大明的“文化启蒙”，像王阳明、李贽等人，都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而明朝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允许离经判道的思想言论的存在，当然要有个度。
不过，越是离经判道的思想，越容易受到儒生追捧，其中还不乏名士，从王阳明的“心学”到晚明的“实学”的流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们想冲破旧思想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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