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
acy)和赛因斯(>
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写不出来的。
有反对的声音未必一定是坏事,很多的时候是引起关注和扩大影响。进步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经过与反对者的多次较量,文学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胡适在1919年3月3日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说,文学革命的传播速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1918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诗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其影响,全国已经有十余种杂志开始刊登白话文章。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对于文学界及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适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市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主义"的倡导及被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易卜生主义》。
在文章的开头,胡适便喊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1880年,他对一个朋友说: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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