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无论后世如何称赞大运河的伟大、如何称赞下令凿修大运河的君王，在朱翊钧眼里，漕运仍然是用百姓的血泪堆积而成的一种暴政。
朱翊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即使他成了皇帝，也无法发自内心地去赞美那一种“牺牲平民的伟大”。
即便这伟大是多么得巍峨壮丽，多么得千古流芳，朱翊钧都无法心安理得地去用大明百姓的衣食之本去成全那一份不知餮足的致君尧舜。
何况漕运本就无关尧舜。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本来实行的是河海兼行。
朱元璋为扫平残余北遁后盘踞于辽东地区的元顺帝的北元政权的残余势力，必须保存海路以作为平叛北元的重要手段。
但到了朱棣定都北京之后，至永乐十三年，朝廷正式罢除全部海运而专行漕运。
当然当时决定专行漕运的理由也是相当正当的，朱翊钧闭着眼都能数出那一二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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