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是，此时的英国首相威灵顿公爵正面临两场危机。
其一是，他作为新教保守主义的托利党的党首，却支持《天主教解放法案》，主张温和对待天主教徒，由此遭到了托利党大部分成员反对，导致他的支持势力严重削弱；
其二是，他正在面对愈演愈烈的斯温暴动。斯温暴动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化对手工农民带来失业的冲击。斯温骚乱分子砸毁打谷机，并恐吓那些拥有打谷机的农民，暴动从南方各郡开始，逐渐向全国蔓延。
威灵顿公爵的危机导致英国内阁自顾不暇，英国外交大臣戈登在尝试了几次煽动谢绾参与巴尔干战争未果之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恶化，也意兴阑珊，不再抱有积极态度。
法国对这两个曾经积极撺掇他对俄罗斯、普鲁士开战的国家临阵脱逃感到非常不满。而且法国人在不久之后，知道了德国正在和普鲁士密谋和平协议。
由于英国数次暗示因为国内政局不稳，所以英国只能在德国参战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参战，所以法国人意识到德国是他们得到外援的关键，而一旦德国、普鲁士签订协议，那么法国再无得到外援的可能。
于是外交大臣塔列朗专门去了一趟波恩。
虽然法国被卷入这场战争，并非法国内阁本意，但法国毕竟是因应了此前德国对法国参战的请求，所以还是有些情分在。
面对这位年迈又残疾的外交大臣，虽然谢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解释，说他并非没有注意到法国的友好帮助，但塔列朗明显感到德意志对巴尔干战争的态度和半年以前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弯。
尽管希望渺茫，他还是极力的向谢绾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与法国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俄普联盟的可怕；见谢绾不为所动，又激动的指责谢绾出尔反尔，不仅无视法国的友谊，还置法国于独自冒险的危险境地，说你们清国人就是这样不讲信义云云。
看来他真是老了，已经不复当年的运筹帷幄，甚至因为事情紧急而有些口无遮拦，外交场合的人身攻击是非常失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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