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倒跟原本历史上李悝跟商鞅等人的变法截然不同。
商鞅提的是重农抑商，军功授爵、郡县制那一套，本质上重点不在产出，而在分配，在掌控，是一种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尝试。
智朗则是相反，他的着力点不在政治改革，而在生产力。驱逐占领地贵族，把土地分给无地庶民，收回铸币权，货币跟度量衡的统一、设县乡、制定各种详细成文律法、以及正在准备的税制改革。
所有这一切都是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等发展到一定程度，不用智朗去推动，改革自然进入下一步。就像现在，当工商业为人们提供新的出路后，财富再不只是来自土地，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依附那些贵族？奴隶制瓦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这些，是智朗发现正面推动改革阻力重重后，才想明白的道理。经济基础决定制度，而从来不是反过来，改革不应该是引导发展方向，而是顺着大势去除前进方向的障碍。
碰了一鼻子灰，薪农也无可奈何，只得离开了。
智朗站起来，到门口看了眼，阳光依旧毒辣。
朝一旁的侍从招了招手，说道：“去跟杞仲先生说一声，我去学堂了。”
说罢，他就匆匆往院外走去。
城内的学堂还在原来的地方，只是扩大了好几圈，附近的几座宅院也被扩充成了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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