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满是宋湜对陈尧叟的担忧，以及对广西糟糕环境的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陈尧叟仍旧义无反顾的踏上南下之路。
在这里述职五年后，朝廷在景德元年下了圣旨，迁升陈尧叟知枢密院事，可以安然回京享福，结果好巧不巧广西抚水蛮反叛，加之顺州蛮（今越南）之乱迟迟未定，陈尧叟的行程不得已而被打断。
后来桂州知州陶弼染上瘴雾病亡，陈尧叟就索性留了下来，镇守桂州，保护身在广南西路的汉民。
后来闹出了骆永胜的反叛，陈尧叟就再也没有回京的机会。
一个陈尧叟，一个颜瑜，加上邕州知州曹克明，成为了眼下汉人在广西的领头羊。
“听说一个月前，割据广东自立的粤王陈云海在杭州投降了骆楚，估计要不得多少时间，那骆永胜的楚军就该开来了吧，唐夫，可想好如何面对吗。”
颜瑜给陈尧叟添了杯茶，坐在一旁唉声叹气的说道：“广西闭塞，言路不通，听闻那骆永胜残暴无道，若是大军开至，只怕桂州、邕州将会沦为炼狱啊。”
“伯庸未免有些多虑了。”
对骆永胜，陈尧叟反而有不同看法：“我也听过骆永胜搞出的大楚新政，是切实的仁政，只是对于士族过于苛刻，所以难免遭受到天下士人口诛笔伐，将其诬名，说其比王莽、杨广之流更毒，骂的越狠，恰说明这骆永胜对普通百姓的仁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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