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
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后来在元丰二年的,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一般感谢一下就得了,他非得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等怪话。
于是惹恼很多人,遭到御史台何正臣弹劾,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后来神宗死了,哲宗就位,苏轼总算是回来了,但他又闲不住了。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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