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重城也是类似的要地，刘仁轨更是老熟人了，想当年镇压百济反抗时，新罗也有数千兵众受其调配，然后连粮道都保证不了，不知道是真的那么废物，还是故意拖大唐后腿。
金智照喃喃低语：“如果唐人所用的，是不熟悉我海东之地的将领，那此战还有几分转圜之机，如今李谨行和刘仁轨全是久经辽东战事的将军，还怎么打？”
历史上金法敏先写《答薛仁贵书》，再写《乞罪书》，通篇都在极力奉承，大唐是“圣朝”“天兵”，自己则“顿首死罪”，单看书面文章，足可成为后人写《检讨书》的范本。
金法敏求饶起来绝不含糊，用这一套哄骗宗主国，但他完整的外交策略却是挑衅——战败——求饶——得到宽恕——再挑衅——再战败——再求饶……
在这样循环往复中，新罗实际控制的国土，在不断增大。
并非大唐愚蠢，老是倒在同一个招数下，而是当时吐蕃渐渐成为大患，颇有几分无可奈何。
毕竟相比起并无可能跳出半岛，威胁到大唐本土的新罗，吐蕃才是始终头顶上的利刃，军事力量不容小觑，轻则丧师，重则失地。
而这一切要归结于李治当年的战略失策，老是盯着辽东的高丽，坐视吐蕃侵吞吐谷浑，于高原上真正崛起，等到灭了高丽，转过头来吐蕃成了大患，再对付吐蕃时，辽东半岛这边又不老实，新罗窃夺高丽百济的国土，壮大统一半岛，最终顾此失彼，两头都没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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