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科举取士，对他来讲，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读书人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在地方上“造乱”。所以，考过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不予任用，只令在八大王身边侍候，写写公文。而且考完之后，不管中与不中，都不许回家。
这样一来，许多读书人都烧了书本，脱了儒服，不敢再以书生自居。
这些底层出身农民起义领袖，在当流寇的时候如鱼得水。但是一旦从流寇变成了“坐寇”，开始坐天下之后，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历史上的黄巢如是，张献忠也是一样，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缺乏策略。
开朝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
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和过去一样打着“猴子掰包谷”式的“陷不留守”的战斗，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
由于信不过读书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没有到各地去充当吏员，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
史书记载：“献忠当时窃据者，川西锦城一区耳。”“献忠拥兵数十万……而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这些，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作“流贼”，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所以，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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