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政治家、清谈家王衍出身名门，“神情明秀，风姿祥雅”，生得是一表人才、风流潇洒，而且才华横溢。他少年时曾去拜访学者山涛，山涛同他交谈后感慨：“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在赞赏王衍才华的同时，流露出一丝忧虑。若干年后，这一担忧不幸成真。
王衍身处乱世、位居宰辅之职，却不怎么考虑如何把国家治理好，而更愿意保全自己。他还向当时执掌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推荐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
此时，北方政权不断发起对西晋的攻击，朝廷内部却依然内斗不止。永嘉四年，洛阳城被围困一年多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朝臣们大多建议迁都以避难，王衍却力排众议，还卖掉自己的牛车，试图安定人心。这样，就错失了挽救危局的最后机会。
永嘉五年三月，掌控西晋政权的司马越因病去世，将后事托付给王衍。王衍率军民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回东海封地，在半道被敌军轻骑赶上，十万余将士相互践踏、尸积如山，王衍和随行的大臣也统统被俘。此时的洛阳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晋怀帝司马炽也成为俘虏，在受尽屈辱后被毒死。
敌军看在王衍身为名士的份上，给他留了一个全尸，命人推倒墙壁把王衍压死。王衍临死前，总算说了一句实话：“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不论在何时，一个国家不需要“王衍”，需要的是实干兴邦者。
因时代局限性，无论是孙莘龙还是陈同甫，对大定所处的政治生态预判的极为片面，对潜在的危机预估不足，虽说是忧国忧民，但其实内心深处是有着大国优越感的，莫名的想着“称霸天下舍我其谁”。
冯过没想过去纠正什么，怎么纠正？这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在作祟，无法更改。事实胜于雄辩，只是当那灾难性的一天来临之际，会有多少人弃笔从戎、杀身成仁？还是畏缩不前“明哲保身”？又或是奴颜婢膝沦为叛奸？
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他也不敢确定常定王朝会与赵宋王朝一般，只不过，防患未然是必须的。一个国家，需始终处于警醒之中。
末了，还说了武松一事，多是唏嘘嗟叹，如此勇猛之人正当为国效力而非走上邪道，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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