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纯以“考试公平”来论的话，定额后的乡试必然也是南方人占绝对优势，迟早又酿成“南北榜”之事。所以在仁宗洪熙元年决定，各地采取分省定额的方式来决定乡试举人的数量：
南京国子监和南直隶额数八十人；东京国子监和北直隶额数八十人；江西布政司五十人，浙江布政司额数四十五人；福建布政司额数四十五人；湖广布政司额数四十人；广东布政司额数四十人；河南布政司额数三十五人；四川布政司额数三十五人；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人；广西二十人；云南、交趾各十人，贵州则可占用湖广的名额。
之后又数度更变，录取名额大抵在三百名左右。
冯过等终于算是“贡士”了，扬名四海。
贡士，是会试中考者之称。原指古诸侯推荐给天子的士。大昌时，以州（府）、县科举考试（乡贡、乡举）中试者称乡贡士。大楚，贡士分两种情况：一为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为贡入国子监的生员。到了本朝，会试中试者统称贡士，再经殿试赐出身，乃为进士。但由于殿试不黜落参试人员，因此习惯上每于会试考中后即称进士。
从次日起，便去拜房师，拜座师，认前辈，会同年，会同门，公请老师，赴老师请，刻齿录，刻朱卷。
请老师等事是“公请”，即中式者一齐请，制度应该如此，至于刻齿录、刻朱卷等事也需要举子们共同进行，同属公例一类。这些事情又称为“谒主司、投亲供、参堂画卯”，“亲供”即亲自书写个人履历，“参堂”是下级参拜上级，“画卯”本意是指官署规定卯时开始办理公务，吏胥差役按时赴官署签到，听候差使，很显然中式举子并不用画卯，这般称呼表示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不可耽搁。
与公事相对的，当然还有很多个人的事宜，如祭祖、拜客、请酒等。中式之后个人需要处理的事情不尽相同，如“祭祖”一项要根据举子的家规和条件而定，招待前来恭贺的亲朋，或者请宾客吃酒，这些也不在定例之中，多是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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