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前面已经铺垫了那么久，刘海阳也觉得无所谓了，就让杜金星再多卖弄一番罢了。
“我认真分析过，对待书刊的查禁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便是直接的抗争，如有的文人在报刊上发表社论，强烈抨击查禁书刊，要求议论自由。还有的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求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有的文人知道自己的文章送检，必被扣押，至少被删得体无完肤，就坚决不送检，反而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发行，让我们措手不及。”
“第二，便是‘开天窗’，这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抗争办法。我记得有个刊发反动思想言论的刊物，在印行中被当局没收，他们的主编”将缺页照常印行，在空白处印出大字：‘此面被当局没收了’，以此来地揭露了我们当局的横行霸道。”
“第三，也是最普遍的，就是采用伪装书的办法。这种书刊封面名称和书的内容毫不相干，有的采用当时流行书籍的名称，有的用谐音制作一个极为普通的书名，有时索性套用党军政要员着述的书名，甚至用一个十分庸俗的名称。”
“我曾经有人形象地说过，尖锐的形势促使‘革命刊物’和政治小册子蒙上一层足以瞒过敌人的保护色，就像战士在前沿阵地用草叶和树枝来伪装自己一样。我记得工会编印的一本关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报告的书，封面上赫然印着‘爱的丛书’。”
这句话得到了彭浩良的充分认同，他不无感慨地说：“不错，红党的书籍伪装式样很多，我记得曾经有些书曾经用过《时事周刊》《实业周刊》《经济统计》《光明之路》《出版界》《新生活》《摩登周报》《快乐之神》等等，可谓是动足了脑筋。”
“主任真是好记性！”刘海阳终于逮到了拍马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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