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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是开恩科，施恩天下。
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是一扫天下腥膻，对于这大明来说，这才是重要的，相比之下，开恩科，反倒是退居其次了。
“至、至于三……”
言道着社学时兴时衰的原因，王夫之颇有些苦涩的回答道。
“在世人皆以科举晋身仕途前提下，百姓送子弟识字读书就是想走一条简单快捷的科举入仕之路．在这方面，一些有科村熟家熟的教师就要优于社师，所以人们更愿意送子弟到村塾家熟中去读书，而不是只教读写算礼仪的社学。而且于民间不少贫民子弟既无财力更无迫切需要去社学就读。而这正是社学衰落的根本原因。”
王夫之的回答，让朱明忠颇以为然的点点头，听着教室中孩童们朗读声，他笑着说道。
“确实如此，这社学之中，既不教八股，也不教经书，教的是礼射书数之法“一习书，依名人发帖，日五百字以上，一数，务在精通《九章》之法”，这样的地方，自然教不出举人进士，自然也就不受百姓欢迎了！”
于私熟、村熟之中以经学、八股为重不同，早在洪武时期就已经规定的了社学学习的内容，读写算是基础，再就是习礼、知法，前者尚不足为其，毕竟学校的目的千百年来都有“习礼”一说，但是“知法”却是明的社学教育内容的最大的特点，学习政府颁布的法令，知晓法律章程。这种普法教育甚至领先于21世纪的中国——因为这种习法，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社学中的法律教育内容不只限于《大诰》，还包括明朝所有的律令。而他们之所以“兼读律令”，并不是为了培养朝廷的顺民，因为知法的百姓不可能是顺民，知法的百姓对于官府来说是麻烦，他们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也是后世基层干部口中所说的“百姓知法维权意识强，工作不好干”的原因。
百姓知法，而官府不敢违法，百姓不知法，官府才能无所顾忌的鱼肉百姓。明朝社学教育中“兼读律令”培养出来的是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百姓，而不是顺民。这也是明代多“民变”的原因，因为百姓会在官府违法时用法律保护自己，当然他们往往选择以“民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意愿，这种“民变”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以百姓胜利而告终，当然到了满清，面对衙门前散步的“民变”，他们直截了当的选择了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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