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南下，为大明子民争夺生存空间，为大明帝国创造财福，为顺利渡过大灾害，并以不断的胜利打出汉唐的骄傲自豪。
这已经是皇帝既定的方针，不可更改，差别只是在速度的快慢。
当然，包括熊廷弼在内，臣僚都对皇帝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扩张**，感到担心和忧虑。
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复杂的边疆事务也让朝廷感到难以应付。
比如下西洋，七年间共花费了四千多万两，对于年收入在千万左右的明朝国库，确实是巨大的压力。
连朱棣在每次郑和出海时都“一则一惧”，很多大臣更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上书谏阻，并将下西洋称为“弊政”。
其实，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称下西洋为“弊政”也是有道理的。不能从后世的眼光来评判当时人们的想法，因为花费巨大，负担沉重，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关键是思想和传统的问题，当时的明朝是不考虑赚钱的，所谓“厚往薄来”、“重义轻利”，才是天朝上国的风范。
而下西洋作为炫耀国力的方式，实质上多是用丰厚的赏赐来显摆。朝贡体系也是禀承着这样的原则，以致番邦小国争相前来，使大明帝国也有些吃不消。
朱由校的扩张当然是迥异于成祖，甚至是迥异于历代皇帝。说白了，就是“利”字当头，没好处的仗不打，占地要肥沃，或是有其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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