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新冶离开公寓的半个月，并非逃避，而是一场更为严酷的自我训诫。他将自己彻底投入近乎自虐的工作量中，每一天的日程都精确到分钟，会议、谈判、审阅文件…用无止尽的忙碌来强行麻痹和隔绝那晚失控后掀起的、令他极度不悦的情绪波动。
他习惯于掌控一切，包括自己的情绪。那份因高轩的失禁而引燃的、暴虐的欲望，对他而言是一种需要被严格剖析和约束的意外变量。
关于如何“处理”高轩，他心中已有新的方案框架。他需要一个更彻底，更能满足他掌控欲，同时又能将自身情绪隔离在安全区外的模式。
他认为自己已计算好所有变量，足以应付那个头脑简单的弟弟。他预想高轩会害怕、会躲闪，但这反而更好——恐惧是最便捷的枷锁。
所以，当助理内线通报高轩来访时，高新冶目光甚至没有从眼前的财务报告上抬起，只淡淡应了一声：“让他进来。”
2、
他以为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建设，足以用惯常的、带着距离感的冷淡态度应对。
门被推开。
高新冶的视线从报表上抬起，依循惯例，冷静地将目光扫过去——从头到脚，是一种习惯性的审视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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