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夏末，台北的夜风热得像要把人烧穿。
自从在泡沫红茶店听过那句「只想单独见你」的命令後，苏禹蓁的日子便在心虚与克制中缓缓度过。
她瞒着同月生日的好姐妹陈意慧，将那个黑sE的小呼叫器小心地收在包包的夹层里。
日记本最深处的「高雄鼓山邮政」字条，依旧一字一画地躺在台灯下。
这段时间，他们偶尔维持着军中通信。
信里，程颖申的手写字依旧漂亮，每一次寄回来的牛皮纸信封，都带着淡淡的海水味。
升大二的暑假，苏禹蓁报名了驾训班学开车。
她一边在水泥场地里把离合器踩得手忙脚乱，一边心里无b挫折，便在寄去高雄鼓山信纸上，用那端正秀气的原子笔字，委婉地向他抱怨学开车真的好难、教练坐在旁边又好凶。
盖着鼓山军邮戳的粗糙信纸上，程颖申的回信显得无b傲骄与臭P：
「禹蓁，你在台北学开车怎麽学得那麽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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