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山里沾亲带故之人，还有那些难民，购买种子也是这个标准，有那愿意现付，却又没有红薯土豆的，四斤小麦或是高粱换一斤种，这个价钱，在相信亩产千斤的村民眼里，实在不算高。
但在涿鹿集附近这些有点怀疑的人看来，这个费用就太高了，都是吃进肚子里的，凭什么我要用四倍的东西来换，亏大发了，就算你产量高些，也没道理这么贵，在这个时代，人们根本没有育种的概念，都是用上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年复一年地播种。
而且还有人嚷嚷，这红薯土豆以前见所未见，除了自己吃，估计卖不了价钱，想用它们来完赋，恐怕行不通，这就让这些人对种子的价格更不满意了。
尽管涿鹿商社承诺，若是红薯土豆种的多了没有其他人收，涿鹿商社也会以公道的价格，用银两、布匹或是青盐收取，但这话在涿鹿集上似乎并没有多少人相信。
这些镇民的担忧，其实牵涉到大明的赋税制度，建朝伊始，朝廷采取的是实物税制，也就是说，你种什么缴什么，但这种方法弊端很多，因为大头需要运到京师，运输、存放还有损耗等等都是大问题，更别提官员胥吏从中上下其手，用大斗进小斗出等等手段中饱私囊了。
万历朝张居正革新后，统一折算成银两收缴赋税，倒是解决了实物税的部分弊端，但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官商勾结，收粮时节粮商拼命压价收购，即便丰收，农民卖粮所得也不多，但税赋是按银两计算，相当于多缴了粮。
等到青黄不接，农民需买粮度日时，粮价高企，这一进一出，相当于在农民身上褥了一道羊毛。
不是农民不想留足自己的口粮，而是产量低下，即便年成好，赋税、地租就能耗去六七成，剩下的还要留一部分做种，实在不可能留足口粮。
买粮的钱哪儿来？借贷、典当，甚至卖儿卖女，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将人身上的东西榨干吸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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