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要说到朱翊钧当皇帝后总结出来的第二条经验了。
由于对皇帝说谎在封建社会可以被认定为“欺君之罪”，所以朱翊钧身边的人一般不到万不得已，必不肯冒着欺君的风险对朱翊钧说谎。
但是不说谎不代表就一定会说真话。
根据朱翊钧的观察，皇帝身边说真话的人屈指可数，与说谎相对，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不说假话”。
这种“不说假话”的语言艺术在内廷可谓是到了已臻化境的程度。
司礼监和东厂当然是受这种语言艺术影响的重灾区，但后宫就不一样了，后宫是把这种艺术给升华了。
皇帝听到太监不说假话，心里说不定还会留一个疑影儿，觉得忠诚不绝对就代表绝对不忠诚。
但同样的事情换成后宫的女人来做，性质就陡然发生了变化。
明朝后宫到底是不干政的，后宫的女人不说假话也不说真话，就能十分自然地被解释为“身处深宫，识辨不清”，但劝谏皇帝的心却是真诚的。
朱翊钧在一群绝对不说假话的人中间生活了近半年之后，终于明白了万历皇帝的多疑是怎么被悄声无息地埋藏在他的性格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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