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蚕的悲观实际上并非是来自他性格本身，当然他本身属于那一种勤谨的乡民，无论干甚么都能时刻露出一种质朴局促的神色，使得他看起来总带了点儿焦虑，又带了点儿没来由的低微。
假设朱翊钧没有获得一具残疾的躯体，能够像戏里演的那些假模假式的好皇帝一般去民间微服私访，他就会发现大明的农民和乡里人眼中的那只倒了一半水的杯子永远是半空的。
那种时刻在聚光灯下唱嚷着“国家好啊，大明富强啊，朝廷帮我脱贫奔小康啊”的现代新式农民在晚明是寻不见的，其稀有程度就和朱翊钧这种一心想把皇权交还给票选的现代新式皇帝不相上下。
而晚明的乡里人向来一开口就是诉苦叹穷，当然苦是真苦，穷也是真穷，不过像朱翊钧这种新式皇帝肯定看不惯那种一边拍着大腿一边捶胸顿足式的嚎泣，也听不惯乡民絮絮叨叨地抱怨天气不好、时气不好、收成一年比一年差劲，朝廷又总是无止尽地摊派索求，使得他们总是食不果腹。
这种家常式的、无孔不入的苦难与贫穷却是陈蚕和吴惟贤在从军之前长期生存其中的日常环境，新式皇帝朱翊钧不了解它，因此也无法具体解构陈蚕和吴惟贤这一类人性格里的悲观。
万历朝的乡民热衷于悲观其实拢共有两个缘由，一是毕竟他们靠天吃饭，怕把话说得太满，招了鬼神的忌讳。
二则是出于自卫，反正上至朝廷下至税吏没有一个不是在往他们身上打主意的，所以无论是甚么身份的人问起他们的收成，哭穷诉苦总是出不了错的，久而久之，则养成了习惯，形成了一种穷苦人特有的悲观传统。
像“国有乾隆，谷不生虫”这种肉麻到近乎愚蠢的颂词，在晚明的乡村肯定是听不到的，大明的社会就不是这么个风貌，赞美歌颂是太监们的行当，普通百姓负责的那部分情绪就是谨慎的悲观。
即使陈蚕现在当上了正三品的武官，他心中这种源远流长的乡土传统依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不过我要是出面去找这个吴大斌，人家也未必肯都听咱们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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