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要和吕诲打对台戏，欧阳辩并没有阻拦，虽说自己要把吕诲搞下台，苏轼若是出手，然后以后接手御史中丞的位置，看着看似不太好，但是在欧阳辩的集团里面却是很有必要的。
苏轼一直游离在欧阳辩的集团之外，虽说都是同年，但苏轼和欧阳辩这个小集团走得并不近，但欧阳辩却一直在为苏轼铺路，这在小集团内部其实也是有非议的。
苏轼兄弟，一个苏轼，一个苏辙，相对来说都是相当受重用的。
苏轼兄弟中间还丁忧了一次，但发展依然不慢于他们，即便是远在庆州的苏辙，现在也是独知庆州，和环庆路经略使章惇两人相互配合，为庆州工业园保驾护航，虽说只是一个知州，但那可是西夏边境这等封疆大吏啊。
论说现在嘉佑二年中，除了欧阳辩和吕惠卿之外，混得最好的就是章惇、王韶、苏辙、苏轼了，其余的人则是稍差一些。
王韶现在是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相当于机要秘书）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
苏辙混得好理所当然，因为他在欧阳辩去知庆州的时候选择了跟随，在庆州也辅助欧阳辩干了大事，受到如今的馈赠理所当然，同年们并没有任何意见。
但苏轼却不一样，他很潇洒，饮酒赋词，游离在团队之外，在大家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的时候，他却悠游林下，所发政见也并不全然与小集体相同，甚至在同年们在条例司的时候，他还出声反驳王安石的政策，其实那些政策又和条例司息息相关，大约就是同年们亲手制定的，苏轼反对，就是在反对他们。
欧阳辩对苏轼的偏爱，让不少人颇有微词，尤其是曾布的怪话颇多。
尤其是上一次将监察御史的职位给到了苏轼，更是让眼馋那个位置的人心生不满。
欧阳辩对这些还是有些了解的，所以苏轼愿意去发声，愿意去正面对抗他的上司，从某方面来说，这就是对欧阳辩偏爱的回报，欧阳辩也好对其他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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