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这不过是一份苏轼向朝廷申请资金修建西湖的普通状奏，但有趣的是，苏轼在状奏中并非明确地请求拨款多少贯钱，而是向朝廷再求“度牒五十道”——度牒明明是朝廷颁发给僧尼的身份凭证，苏轼怎么就不求钱款而求度牒？
南北朝时，政府首度为僧尼们颁发合法性的身份凭证，即度牒。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身并没有度牒的说法。也没有诸如僧籍、寺籍一类的严格制度。
至李唐时期，度牒制度得以保留。安史之乱后，被破坏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各地的经济，一些地方政府便动起了出售度牒的念头。因为拥有度牒的僧尼即可拥有免税权，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内以庄园的形式经营地产。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手段，获得了相当于封建领地的收入形式。
不仅如此，寺院除了从事垦殖田圃外，也有从事商业、手工业、占卜等事业的。
这些经济活动并不是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开销，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行为。在统治者看来，已经发展到与自己争利的地步。因为此类活动不但不用缴税赋役，还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财，而佛有七八”的诡异说法。
后来唐肃宗在彭原郡时因“军兴用度不足”，也通过贩卖度牒的方式来筹钱。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