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
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
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有些事还需自己去审读判断。
作为小字辈的冯过识趣的很，并不参与争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嘛。费懋中也好，綦崇礼也罢，还有刘攽，争论代表着治学严谨，他倒是从中学到了不少。
不过，他也有刷存在感，时不时的令旁人眼前一亮，称赞状元郎果然文采斐然。
譬如：
聪明流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
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